海信家电利润来源多依靠投资收益 大额关联交易引发营收“谜团”

（原标题：海信家电利润来源多依靠投资收益 大额关联交易引发营收“谜团”）

在疫情的冲击下，家电龙头海信家电今年一季度业绩可谓差强人意，特别净利润降幅远远大于营收降幅，究其原因与其投资关联公司的收益明显下降有直接关系。而在大量交联交易下，公司营收数据的准确性也有待商榷之处。

《红周刊》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商场，发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家电区无不冷冷清清，少有人问津，即使是几大著名家电品牌的展示区也未能吸引多少人驻留。销售环节的不景气，让很多家电企业不得不选择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而这其中就包括主要生产白电的海信家电。

对于海信家电来说，2019年良好的经营业绩表现并未在今年一季度延续，新冠疫情导致的销售环境恶化让其大股东海信集团也传出将全球裁员1万人的消息，虽然这一传言最终被澄清为“定量裁员，数据并不属实”，但海信集团官方还是表示“高管将带头降薪，采取末位淘汰制”。

4月29日，海信家电发布了2020年一季报，营收同比下降12.68%,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89.67%。就在经营业绩明显下滑的一季度，公司股价的表现同样糟糕，下跌幅度高达23%，排在了白电公司跌幅榜前三位置。

利润来源多依靠投资收益

海信家电财报披露，一直以来其主营业务都是空调和冰洗（冰箱、洗衣机），容声、海信、科龙都是其旗下品牌，近年来，这两大业务营收占比各在40%左右；在区域占比上，国内营收占比60%左右，海外30%左右。不过，相较于经营结构的表面平稳，近几年海信家电的整体营收业绩增速却是不断下滑的。2017年至2019年，营收规模分别为334.8亿元、360.2亿元和374.5亿元，同比增速为25%、7.5%和3.98%；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0.18亿元、13.77亿元和17.94亿元，同比增长85%、下滑31%和增长3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3年中有两年海信家电看似净利润增速远远超过营收增速，但其主营业务的发展并不是唯一主因。其中，2017年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处置了佛山宝弘物业的股权，获得8.62亿元收益，占其归母净利润比重约43%；2019年则是将其控股49.2%的重要资产海信日立并表，在当年9月并表后，海信日立带来的营收31.56亿元、净利润1.83亿元，2019年若剔除海信日立并表的影响，其营收其实是同比下滑了5%。

此外，若查看近些年来海信家电的盈利结构，可发现其他收益（政府补助等）和投资净收益占了公司净利润的很大比重。2017年至2019年，海信家电其他收益分别为1.25亿元、3亿元、2.78亿元，占归母净利润比重的6%、21%和15%。同期，投资净收益分别为15.83亿元、8.29亿元和11.22亿元，占归母净利润比重分别为78%、60%和63%。整体来看，近三年中，其归母净利润的构成中有80%左右不是来自主营业务。

海信家电的投资收益对其业绩贡献是相当重要的。查看海信近几年投资收益的具体明细，《红周刊》记者发现这其中大头都是来自于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其中，对海信日立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了绝大一部分。2017年至2019年，海信日立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分别为7.32亿元、7.51亿元和7亿元（并表之前），占当期投资收益的35%以上。随着2019年9月之后海信家电将海信日立并表，海信日立不仅给海信家电做出利润贡献，且海信日立的营收也被计入总营收中，2019年海信家电营收维持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若剔除海信日立并表因素，则海信家电2019年营收实际上已经出现下滑。

当然，并表海信日立对上市公司财报影响是否长远，最终还得看海信日立实质的经营表现能否长期为海信家电做出贡献。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统计分析海信日立近几年的业绩增速表现，《红周刊》记者发现海信日立经营已日渐乏力趋势，2017年至2019年，海信日立营收增速分别为44%、17%和9.5%，净利润增速也由2017年的28%降至2019年的19%。

除了上述担忧外，海信家电财务数据变化也反映出其他疑问的存在。比如2017年的投资收益明细，除从联营合营企业得到的收益之外，海信家电当年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还获得了7.89亿元，但这7.89亿元具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公司并未详细解释，要知道公司当年处置全资子公司宝弘物业得到的收益高达8.62亿元，这与7.89亿元金额并不相符，因此对于7.89亿股权处置收益还得有更为清晰的解释。

除此之外，关于宝弘物业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其在2016年12月16日才刚刚被海信家电出资2.96亿元设立，可到了2017年1月11日，就被董事会开会决定以8.93亿元的价格卖出，其接手的对象是盈美投资，据《红周刊》记者查询天眼查得知，盈美投资的疑似控制对象是海信集团竞争对手美的集团旗下的美的置业，虽然交易背后原因无法从公开资料获取，但宝弘物业能够在短短一个月身价由2.96亿元涨到8.93亿元，如此的涨幅还是很让人很好奇的。

又比如,2019年的投资收益同样存在细节不清的情况，当年其明细表中多了一项“取得控制权后，原持有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达2.96亿元，这2.96亿元是从何而来的？取得了谁的控制权？是否是持股由49%变为49.2%的海信日立？这些细节同样是需要公司做更多披露和解释，毕竟这对于公司当期的净利润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大额关联交易令人联想

翻阅海信家电财报可发现，除了净利润来源“五花八门”之外，其营收的来源也并不普通。在其每年几百亿的营收贡献中，不仅客户集中度较高，且越来越多的比例是对关联企业的销售。据公司年报，2017年至2019年，其前五大客户占销售总额比例都在40%以上，且至2019年，前五大客户中关联方所占的比例已超过25%。除此之外，《红周刊》记者根据其年报统计得出，2017年至2019年海信家电销售类关联交易占营收比例分别达到24.73%、29.5%、30.05%，逐渐攀升已超三成。

要知道，大量关联交易存在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往往是风险暗生的，比如销往关联企业的产品定价如何计算，是否会高于市场定价借机增厚营收利益，又比如销往关联企业的产品是否真的流向市场，还是沉淀在关联企业之中，只是在集团内部循环，等等，关联交易之下可能滋长的问题无不潜藏了一定的危机。而分析海信家电与相关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红周刊》记者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细节是让人疑惑的。

财报显示，上市公司2017年、2018年的关联交易大户是海信集团，关联交易总金额分别达到83.2亿元、105.66亿元，占关联交易总额比例的90.3%、92%，其中销售类关联交易分别约为77.85亿元、99.79亿元。疑问在于，在这些关联交易中，海信集团买到的产品价格与市场相比如何？后续的销量又是如何？这一切都是一个谜团。

而到了2019年，海信集团与海信家电的关联交易却突然减少了很多，约为9.83亿元，只占总关联交易金额的7.9%。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关联交易重点对象，即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信国际营销），2019年海信家电与其的关联交易金额突然达到102.47亿元，占总关联金额的81.83%，而且这其中，几乎都为对海信国际营销的销售额。海信国际营销是“何方神圣”，为何此前默默无闻，到了2019年突然成了主要交易对象呢？

《红周刊》记者在查阅海信家电往年年报时发现，海信国际营销是海信家电的联营公司，海信家电对其的持股比例为12.67%，上市公司可以从其身上获得一定的长期股权的投资收益。但从《红周刊》记者查阅到的信息来看，海信国际营销贡献的投资收益寥寥，2017年至2019年，分别仅为1322万元、1741万元和96.73万元，若按参股比例来倒推，即同期海信国际营销的净利润分别为1.05亿元、1.37亿元和763万元，2019年出现了巨幅下滑。

首先先不论上市公司2019年投资收益突然降至96.73万元是否已考虑到关联交易的因素，单从海信国际营销2017年、2018年的业绩规模来看，其在2019年突然被选中成为与海信家电的主要交易平台，且经手超过100亿元的资金，公司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其次是在2019年与海信家电关联交易金额大幅上升之后，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却突然变得少的可怜，如此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海信国际营销从海信家电接手过来的产品卖得并不好？形成了大量库存积压？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一边是通过关联交易让营收得到保证，而另一边则是关联方业绩的大幅下滑导致投资收益出现明显下滑，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是让人好奇的。

营收谜团

除了上面的问题，《红周刊》记者还根据海信家电近两年财报核算了2018年和2019年的营收数据，发现其在财勾稽方面存在不小疑点。

财报显示，海信家电2018年、2019年的营业收入分别达到360.2亿元、374.53亿元（见附表），这其中约有30%为海外营收。同期，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中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261.06亿元和287.14亿元，此外，负债表中预收款项新增金额分别为-7.9亿元和0元（2018年、2019年海信家电未再披露预收款项金额，而2017年预收款项还高达7.9亿元，原因需公司做更多披露）。在对冲同期与现金收入相关的预收款项影响，则与2018年、2019年营收相关的现金流入达到了268.97亿元、287.14亿元。

若暂且不考虑海信电器的增值税因素，只将同期的未含税营收与现金收入数据勾稽，则2018年至2019年，未含税总营收比现金收入分别多出91.22亿元和87.4亿元（若考虑增值税因素影响，这一差额还将大得多），理论上，同期的应收款项至少应该新增这些金额。

可事实上，在这两年的资产负债表中，海信家电的应收账款（包含坏账准备）、应收票据合计分别为62.22亿元、52.58亿元，这两年的应收款项较上一年都未增反减，分别减少了2.81亿元和9.64亿元，结果与理论金额显然相差甚远。

虽然，2018年海信家电披露其应收票据背书金额大约为42.6亿元，2019年披露了应收款项融资金额约41亿元，但将这两项数据考虑进来，仍无法解释这两年高达90亿元左右的营收数据疑点（此差异还是在未含税的情况下，若包含增值税差异更大）。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19年的差异是否由于对海信日立的并表造成（《红周刊》记者查阅年报公司未说明海信日立并表有什么特殊情况）？但若2019年有并表因素影响的话，2018年的较大差异又是怎么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