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所遇，循环可寻——读李录《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有感

作者 | 鲁政委

李录先生的新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信集团出版，2020年4月第一版）受到不少读者追捧，最初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奔着他作为查理·芒格家族财富委托人的角色和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受到芒格耳提面命的经历去的。然而，在全书读完之后，最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其关于国富国穷另辟蹊径的深刻反思。

作者认为，截至目前的人类文明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0狩猎文明、2.0农业文明和3.0科技文明。

在1.0狩猎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是气候，人类随着气候变化而走出发祥地非洲，星散全球。

在2.0农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是土地，能够进行有效集体组织，占据最大片肥沃土地的族群才能强盛起来，但由于农业生产能力的限制，会周期性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

在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是3.0科技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大小，科技提供了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持续的、复利式、无限的经济增长”，凡是有机会充分利用一个全球市场大循环的经济体，无论国土面积大小，其最终都成长为了那个时代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全球大市场循环的竞争效应，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刺激科技创新、提高市场组织效率，最终激发出国内各种生产要素最高的生产潜能。所以，在作者看来，3.0科技文明时代的核心是“自由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土地或者说疆域面积的大小已不再那么重要。正因为如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美国放弃了领土占领，但并不等于放弃了胜利果实，他通过建立一系列世界性组织构建了一个全球市场的严密体系，并始终牢牢把握着这个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权、市场准入权和制裁清除权。而一个经济体能否进入这个全球市场大循环，最终决定了国富国穷。由此也暗示，谁如果挑战了美国的地位，美国就会行使上述“三权”；而为了本国经济的繁荣，很多经济体也注定不得不与美国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

从历史上看，一个经济体要能够成功参与到全球大市场之中去，首先需要自身先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但作者特别强调，“自由市场，其实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共物品，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花大力气、大代价去建设”，更与政治上所谓民主自由关系不大。因为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时，都是相对集权的体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与人类历史实践相悖，是因果倒置的，“政治民主并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从上述逻辑出发，作者认为：虽然中国目前已开始进入到了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但此时即便没有最先进的科技，只要将东南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大规模向内陆传播，通过“邻居效应”，也可以实现人均收入处于从1万美元向2万美元的跃进。

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局限。“一个真正伟大的价值投资者，他的一生是一段学无止境的旅程。”古人慨叹：“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求。”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来说，或许并非如此！

（作者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红周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