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董少鹏先生大作《中国股市处于什么阶段》第二部分)
认真评估政府宏观调控与股市自身调控的相互关系,研究其阶段性特征,是把握我国新兴股市规律的重要抓手。
最近两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对信贷资金、土地审批以及新立项目等严加控制,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确保经济持续稳健运行。调控已经产生积极效果,但也还不能说完全到位,仍需继续细化相关措施。
当前的调控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遏制高消耗、低产能的项目,鼓励环保型、节能降耗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项目。这对于改善企业长远发展的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社会资金提供更多优质的投资标的,显然是有利的。
同时,股市作为独立运行的虚拟市场,其自身的调控机制和能力也在演变。市场创办之初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局面,正是股市自我调控能力低的表现。通过近16年的改革发展,资本市场法治日趋健全,运行机制日趋完善,自我调控能力明显提高。无论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无论机构投资者还是中小投资者,无论“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在以各自角色参与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对风险的把握能力、防范能力、疏解能力都大大提高,参与行为的盲动性、草率性、短视性则大大降低。资本市场提供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同时,政府监管也矫正市场机制可能失效的部分,确保市场公平、透明、高效运行。
在此轮升势之前,与宏观经济调控相比较,中国股市被“过度调控”或者说“超调”过。由于错误的资本市场发展思想影响到决策上,自2001年6月开始,股市下跌持续了4年时间,直到上证综指跌到998.23点。期间虽有若干次短暂回暖,但市场基调是“紧缩”:发行上市紧缩、交易紧缩、开户数紧缩、指数紧缩、投资者信心紧缩。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在舆论和政策的两只手都硬的情况下,被过度调控了。
因此,当前的中国股市是处于“股根”(股票类投资)过度紧缩4年之后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股市投资属于有保有压政策下应保的改革领域,而非应压的领域——诸多政策信号已经传达了这一点。一些分析人士担心此轮宏观调控会导致股市从现在的点位大幅度下跌,重现低迷,是杯弓蛇影心态作怪,缺乏依据。
如果我们不对被“超调”过48个月的股市给予补养、健体,反而劈头盖脸给予所谓“猛烈的宏观调控”,那么,除非我们不要这个资本市场了。被“超调”股市的出路是惟一的:恢复机能、健全机能、适当加快发展。而要实现恢复性发展,就要给予积极的政策扶持。十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特别是“国九条”对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表述,无不表现出这样积极的态度。
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展开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主轴的股市全面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引导社会资金入市、壮大机构投资者力量、完善鼓励社会公众投资的税收政策、鼓励市场创新等等。双向扩容战略审慎推进,实现了市场稳定前提下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
市场的承接能力是投资者信心的数字化体现。股改后期,已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实现扩容。截至7月31日,共有114家公司公布定向增发计划,总增发股份为280.6104亿股,按照每家增发执行价格进行计算,募集资金总规模为1420.83648亿元。中国银行、大秦铁路、中国国航等大型企业成功首发并上市,一再刷新申购资金、筹资规模、总市值等记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转折,我们应当欢呼更多的资源、资金、社会成员进入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