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迅雷:中国GDP增速远超美国 为何股市走势远逊于美国?)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2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研究观点认为,尽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经济增速上行趋势明显,且大部分经济数据由弱转强,但股市的表现却非常不给力。这恐怕与市场一致预期一季度GDP增速可能成为全年高点有关,也和大家预期金融监管趋严相关。从历史来看,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关联度不大:尽管中国的GDP增速远超美国,但股市走势却远逊于美国,原因何在呢?恐怕与经济转型迟缓、企业盈利能力偏弱有关。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处在下行过程中。多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的分界岭是2010年。2010年,不仅是中国GDP增速的拐点,同时还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峰值、中国新增农民工数量或城镇化率增速的历史最高点,也是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高的一年,达到57.4%,如今已经降至39.8%。
经济转型的迹象有很多,不妨用发电量和GDP这两个数据为例来看:2002年,中国的发电量和GDP都是印度的2.8倍;之后,中国发电量的增速很高,2007年达到印度的4.1倍, 但GDP仍是印度的2.8倍;2015年,中国的发电量是印度的4.5倍,GDP是印度的5.3倍。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后,能耗相对GDP而言在减少,而印度仍处在工业化阶段。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也是从2011年开始出现明显转型的,即第三产业比重开始上升,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占比提高,与此同时,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峻,僵死企业数量大增。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做法是继续加大基建投资,以消化过剩产能,同时给僵死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另一种做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前一种做法可能实现经济稳增长,甚至短期回升,后一种做法则要承受经济下行压力,但有利于经济转型。
从2011年以后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来看,显然是倾向于后一种做法,但从实际操作的情况看,很多部委或地方都采取了前一种做法,导致产能过剩情况越来越严峻,杠杆水平越来越高,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也是当前为何要加强金融监管的逻辑所在。
就目前而言,即便是6.7%的GDP实际增速,恐怕也高于潜在增速。就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情况来看,当它们的经济步入中速增长阶段后,实际GDP增速几乎要比高增长期低了一半左右,德国从7.9%降至3.1%,日本从9.4%降至3.7%,韩国从8%降至4.6%。由此推断,中国潜在GDP增速应该在6%以下。
为何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应该低于6%呢?除了上段所举的“减半增长”案例外,还得回到“人口”这一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最核心因素上。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属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也几乎都是从二战后推倒重建的,但如今,除中国大陆之外都已跻身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行列。中国为何就落后了呢?前期主要是受计划经济时代的拖累,后期则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反应——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会加快,这也是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现象。
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使得经济实际增速超过潜在增速,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GDP只是一个流量概念,累积下来的GDP并不能完全形成社会财富,比如,马路重复的挖填并不能有效增加社会财富,却可以增加GDP规模和货币规模,同时又妨碍了经济转型。对于那些并不把GDP作为奋斗目标,且已成功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它们的经济转型过程就相对顺利,尽管期间都经历过GDP的负增长。
所以,若刻意去平滑GDP增长曲线的时候,就难以同时平滑股指的上涨曲线,因为前者是数量或流量指标,后者是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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